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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后文学评论家开抢麦克风_a

发布时间:2020-01-16 14:26:37

邀请80后评论家参加创作研讨会,是阎连科自己提出的主意。阎连科说,他希望和年轻人在一起,他很看重年轻一代如何理解他的作品,因为他们对文学更敏锐、更新鲜。“其实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评论者,年龄大了之后都会有疲劳感、厌烦感。”杨庆祥是参与此次研讨会的80后评论家之一,他此前就觉得,阎连科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这辈人一直“另眼相看”,“他觉得我们敢讲真话。”果然,在这次研讨会上,这群年轻人当面对他进行了一番“批评”,说他作品细节不够、生活不够,对历史的理解还有欠缺,有的评论家甚至当场进行了争论。50后评论家孟繁华受邀在研讨会上进行点评,他肯定了年轻人的坦率。让孟繁华印象深刻的是,会上有些80后认为阎连科的名作《炸裂志》有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的问题,还有人批评阎连科的作品中没有让人记得住的人物。在他看来,尽管年轻人大胆直言,但其评论都是以大量文本阅读为基础,以非常丰富的研究为依据,因此显得非常扎实。

研讨会临近尾声时,阎连科的一番总结语让杨庆祥很欣慰,“他说,年轻的评论家说的话不好听,但至少是真诚的,他们至少会认真读作品,不像一些年纪大的评论家,参加研讨会都不读作品。”回头再看这次“交锋”,杨庆祥觉得,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就应该是这种紧张关系,“作家和评论家互相要保持挑剔的眼光,作家要对作品有挑剔的眼光,评论家也要对作品有严格的要求,敢挑毛病,并且挑的要在理。”

老前辈“忽悠”新人发声

后在文学评论现场显现集体力量,并非偶然。80后文学评论家黄平认为,这一辈评论家浮出水面,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性作用。截至今年,现代文学馆共推出三期客座研究员,有 0余位年轻评论家加入其中。如今活跃在文学评论界的这群80后,大部分都是这里的客座研究员出身。

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是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创意提出者。他坦言:“我自己也是文学评论家,批评家的成长相对来说比作家更为困难。就像80后作家十年前就广为人知,但是同年龄评论家的出现,相对要慢得多。”在李敬泽看来,现有的文学评论机制不利于青年人才的培养。“一个批评家除了自身的学养外,很大程度上要熬年头,麦克风才能到他手里,话语权才能到他手里。”他认为,如果能够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,情况就会大不一样。

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黄平,在成为客座研究员后,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。“作协提供了各种各样研讨会的机会,一个月左右就能碰一次头,大家讨论不同的文学话题,还为评论家出批评文集。”黄平说,一本名为《大时代和小时代》的文学评论集,就是他七年来的文学评论精华之作。“其实,我所做的就是把年轻才俊 忽悠 起来,带动他们的热情,让他们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兴趣。”李敬泽说,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下,参与当下的批评活动,并不是多被鼓励的事,“但无论是从文学生态、文化生态来讲,肯定又需要这批年轻学者来积极参与。”

属于这一代人的评论家

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批评家,我看50后、60后的作品确实很亲切,因为我们有可充分共享的经验,而80后文学评论家面对80后文学作品,感受比我们更为亲切。”李敬泽如此说道。

后作家文珍与一些同龄的文学评论家有过多次交流,她对此感同身受。“80后这一代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,他们梦想的空间被积压,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时代容易迷失信仰。”在文珍看来,面对这些现象,作家和评论家关心的主题很相像,“只是他们是用文学评论来表达,我们是用小说来表达。”黄平也认为,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,肯定对80后的文学批评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在他看来,80后的问题意识都比较强,善于从问题出发研究问题,而不是空对空地发言。“在这个过程中,80后评论家更多是从自我的生存体验出发,但也不局限于自我的经验,而是努力地和广阔的生活相结合。”就像任何存在的某种现象一样,80后文学评论家的一些不足也开始逐渐显现。在60后评论家李敬泽看来,80后这一代都是读完硕士读博士,学术训练充分,视野非常开阔,“但另一方面,应该说他们都是 三门 评论家,从校门到校门再到校门,因此在经验上、在深刻了解中国社会上还不足。”

而黄平则坦言,社会的浮躁心态同样浸染到了他们身上,“今天文学批评环境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艰难得多,文学评论已经高度边缘化,从事这个行业压力更大,在这种情况下,人很容易变得浮躁,想更快拿出更多的成果,这毫无疑问对文学批评是一种伤害。”在他看来,高校职称考核机制无疑加速了这种浮躁心态,“课题化、论文化生存,只看数量,不看质量的机制,会逼着你往前走,这些并不利于评论家的良性成长。”

(实习编辑:邢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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